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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邪恶的开端:陈仪及其带来的中国官场文化》

2020-06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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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:邪恶的开端:陈仪及其带来的中国官场文化作者:司马啸青出版社: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日期:2018年3月5日

《邪恶的开端:陈仪及其带来的中国官场文化》

蒋百里的未竟志业

蒋百里是陈仪在求是书院、日本士校的双重学长,双方往来密切,早在袁世凯时代,他们即在北京有过共事机会。西安事变后,蒋百里遍访各地,视察防务,南方到过广州、香港,也到福州与省主席陈仪一晤。

抗战爆发后不久,蒋百里奉派赴欧访问义大利、德国,以争取国际支援。任显群随行,这时任氏才27岁,也算是难得的际遇。

蒋百里出发前,曾到福州与陈仪晤谈,住进寿拜庚家,行蹤甚祕。当时寿氏任福建省政府第三科科长,也是求是校友。他们的对话如下:

寿:此行您身负外交重任,言行没有平素自由,但收入丰厚!

蒋:我不作官,也有钱用,现在有人想用我的钱了!

蒋百里访欧结束后,1938年9月,蒋介石派他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,而校长一职,之前一向由蒋介石自兼。

发表当天,陈仪即奉召从福州赶到汉口,与蒋百里促膝长谈。当时中日和谈气氛浓厚,蒋百里却坚持「绝不能与日本和谈」。

当时,陆大即奉命附设国际问题研究所,研究国际情报。

蒋百里于1938年11月逝于任内,年仅57岁,而当时正是陆大随抗日战事吃紧迁校的过程中。

同年,中统局、军统局、国际问题研究所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。

中统局前身是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,工作重心在于:针对共产党,进行破坏、迫害、镇压。1932年又祕密成立特工总部,以加强反共力量。

军统局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复兴社(蓝衣社),该社有组织、宣传、训练、特务4处,其中戴笠即任特务处长。稍后,戴笠又兼任由该调查科扩大为调查统计处的第2处处长,以便公开进行特务活动。第1处处长徐恩曾,是陈立夫的表弟。

1938年3月,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大会上,决定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,简称中统,徐恩曾任局长。

原来的调查统计处上司──调查统计局(简称军统局),则由陈立夫交给戴笠,初期只是副局长,但实权在握,演变成军统、戴笠一体两面,诞生了「中国的希姆勒」!

国际问题研究所亦适时应运而生,由王芃生出任所长。初期,王芃生曾以祕书长身分主持所有情报单位的「最高会议」,但国民党重镇移到重庆后,该会议即不再召开,而该所的任务则专门从事有关日本的情报搜集,且有外勤(敌区)、内勤(后方)之分,从此成为王氏的「独立王国」。

王芃生(1893~1946),湖南醴陵人,原名大桢,字芃生,以字行。1916年赴日本经理学校高等科,与殷同、汪时璟、李铁珊同为该校第2期学生当中的中国学员。毕业后,在日本陆军被服厂等相关单位见习,1920年入东京帝大。

就在这个阶段,他结识了黄朝琴。

黄朝琴曾有追忆文章提及:「约当民国8、9年顷,余与芃生,始相识于日本东京。芃生肄业帝国大学,余肄业早稻田大学;余妹与芃生之妹,则同学于京华女子高等学校。⋯⋯逮民国17年,始复聚首于南京。」

王芃生学成归国后,当时在孙传芳阵营效命的陈仪,曾邀他出任蚌埠禁烟局局长,但他以「极不喜阅乾燥无味之帐籍」加以推辞。

游弥坚人脉贯穿蒋百里、王芃生

游弥坚(1897~1971),台北内湖农家出生,总督府国语学校毕业,教学一段时间后,1924年赴东京入日本大学政经系,1927年毕业后返台,后转赴中国寻求发展,结识蒋百里,并经其热心说媒,与王赓(陆小曼第一任丈夫)之妹王淑敏结婚。

918事变后,日本势力扩及中国东北3省,国际联盟出面干涉,成立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,中国代表顾维钧帮忙物色外语人员,而王芃生则为调查团提供资料,并于1932年10月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特别大会,游弥坚经王赓推荐,担任随行祕书。

有关日内瓦之行,王芃生曾留下诗词,记录在外交战场上与日本人缠斗的一幕。当年12月的大会上,针对田中密奏的真伪,中日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,「顾代表据理举证,痛予反驳⋯⋯日人料为予所提供,十余人深夜袭予寓⋯⋯时适游祕书在外室、予在内室,分别拟稿翻译。游以入告,予嘱以见怪不怪,其怪自败⋯⋯」,诗词则有「东人多谲诡,坛坫吞声,深庭窥第⋯⋯」

王芃生当时正值不惑之年,却因工作过度而视力模糊,只好商请游氏协助看读、写作。如此,在瑞士工作了半年多。

最令游弥坚印象深刻的是,王芃生保存了一套明治时代创刊、在日本非常权威的外交杂誌,另备妥几十大箱书,一遇问题,随即翻阅,章节、页数丝毫不差。

李万居与王芃生彼此是连襟

王芃生的日内瓦之行,甫于同年元月与他结婚的第二任夫人锺贤英随行。3年后,1935年,李万居与锺女士的堂妹锺贤瀞结婚,黎烈文是热心促成人之一。

李万居与锺女婚后,1937年在汉口与王芃生会合,準备在香港、越南一带进行情报搜集工作。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后,首任主任祕书为龚德柏,但王、龚不合,乃由李万居推荐彰化二水出生的谢南光出任。后来谢氏转调香港负责外勤,但谢氏因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,于是改调李万居至香港接替。

谢东闵在港工作供应日本情资

李万居因在港工作而结识谢东闵,日后更双双回台位居要津。

谢东闵(1908~2001),彰化二水人,原本在台中一中就读,但因校方对本省子弟的歧视待遇,激发他的民族意识,愤然前往上海,本想投靠台南出身的名医翁俊明,但翁氏饱经齐卢战争冲击,在谢氏抵达上海前已转往福建厦门开业。谢氏后入广州中山大学,抗战后避居香港,进入港府邮电检查处工作,负责日文邮电书刊检查。李万居接任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港工作后,基于同乡之谊,只要遇到有价值的情报,谢氏就会抄送一部份送交李万居,且常在中午相约共餐。

等于是谢氏的一份工作具有两倍功能,「国」难之交,情份笃切。

连震东 先西后东

台南籍的连雅堂(横)于1920~1921年陆续出齐《台湾通史》后,获时任广东军政府顾问的张继,与名家章太炎赏识,并撰写序文,从此享名迄今。

其子连震东,1929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部;翌年,连横以〈新阿片政策讴歌论〉,对总督府当局的鸦片政策讴歌有加,大言不惭地道出:「以台湾历史观之,固亦有利也!」从此不见容于台人,父子只好转赴中国发展。抗战末期,连震东从西安转往重庆,1944年在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第1组主任。

「和平工作」 参与有份

战后,陈仪来台,何以会重用这些搜集日本情报出身的「半山」?

其实,这跟他士校师长冈村宁次在中国战区的动向有关。1940年,近卫第2次内阁成立,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;翌年7月,冈村氏出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。东条随即向冈村表明:宜善运用重庆方面的友人关係,从事和平工作。衔此指示,冈村想起殷同(桐)。殷氏从黄郛主持塘沽停战协定前后,即一直参与对日交涉,后来华北逐步特殊化、自治化,成立临时政府,汪记国府成立后,临时政府缩小编制为华北政治委员会,他更担任建设督办,加上与王芃生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的同学关係,他很快就于1942年8月前往拜访冈村氏,表示与重庆方面的王芃生取得联繫,可以展开和平工作的意见交换。

原来殷同与汪时璟(华北财政总署署长)既同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会员,又互为妹婿(殷是汪的妹婿、汪是殷的妹婿),因而早自1939年起,即在北平购置庆王府,暗地架设无线电台,与重庆方面有所联繫。

到了1945年2月,一度出任北平市长、抗战末期现身重庆的袁良,又找上冈村氏,言明其联络人「曾会见蒋介石,陈仪也在场」。而蒋介石则表达了将适时发表对日谈话,为日后的「以德报怨」埋了伏笔。

由此可见陈仪参与机要的程度,与该所运作的特色。

依曹汝霖回忆录所示,他在华北临时政府时代,仅担任公司董事长之类,但因与日本关係良好,曾经在辅仁大学校方的请託下,营救过该校创办人英歛之的第2代英千里(1942年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书记长兼代主委)。

抗战期间,北平各大学大多被日军接管,成为国府所称的「伪大学」,只有辅大因是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主办而成为例外,学生人数一度超过4000余人。但由于英千里与该校师生等被日方视为「重庆份子」,一度被日方宪兵抓走,幸经曹汝霖出面交涉,使得他们得以在冈村氏于1944年11月调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前夕被释放。

台调会

1943年11月,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。翌年4月,在中央设计局内成立「台湾调查委员会」,统筹规划接收台湾事宜,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台籍人员,从此成为接收要员。

该会主委为陈仪,委员初期有沈仲九、王芃生、钱宗起、周一鹗、夏涛声。5个月后,始加入黄朝琴、游弥坚、丘念台、谢南光、李友邦等。

1945年5月,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代表大会,谢东闵以台湾代表身分与会,受到王芃生、李万居、连震东⋯⋯等热烈接待,并住进国际问题研究所。李万居表明将回台接收《台湾新报》,谢氏建议改名为《台湾新生报》,并请于右任挥毫,于是《台湾新生报》由此定名。

黑名单何来?

战后,原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的这些明星半山,都随陈仪回台出任要职。228事件后,当局进行对台人的屠杀,吴浊流大作《台湾连翘》曾透漏这份名单是由重庆回来的半山所开,且指名道姓说是林顶立、游弥坚、连震东、黄朝琴等人,唯尚无具体资料佐证。陈仪在3月13日报告「228事件」原因,并附「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」,列出王添灯、陈炘、林茂生⋯⋯等台籍菁英,事后都从人间蒸发,与「半山」的得意仕途实为天壤之别。

情报的运用与掌握,对政权来说相当重要,而这也就可以说明蒋经国何以对情治单位的整编、掌控那幺用心用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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