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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民化与奴化——扣在台湾人头上的两顶大帽子

2020-07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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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民化与奴化——扣在台湾人头上的两顶大帽子

书中没有黄金屋,书中没有颜如玉,书中只有一条幽径,通向未知的、神祕的、趣味藏无尽的世界。我不知道是否开卷有益,只知道开卷有趣,十分有趣啊。

战后,国府接收台湾。官员来台,看到满街日本字,听见满口日本话,几乎昏倒。他们心里想定,这一群同种不同文,看似非我族类的台湾人,需要导正。当务之急,就是去日本化,教台湾民众中国字、中国话,认识中国习俗文化。

「去日本化」「再中国化」的重建工程,先从语言下手。当时台湾年轻人,国语不会,台语不通,只会日本话。《新台湾杂誌》记载:「三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懂汉文并会写的,百人之中还可以找出一、二个,三十岁以下的就不行了。到了二十岁以下的连台语都说不完全,还不如说日本语流利。」(1946年2月)

不谙汉文也就罢了,连台语都不会,事情就更不妙了。于是,原来应该打压的台湾话,反而成为台湾语言教育的第一选项。

1947年官方组织「国语推行委员会」提出运动纲领,第一条就是「实行台语复原,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。」在此,「实行台语复原」是手段;「学习国语」是目的。

当然,「学习国语」也不是终极目的。消极目标是「去日化」、「去奴化」;积极目的则是「中国化」、「(国民)党化」、「三民主义化」。

当时的教科书课

我们是中国的少年,
民族复兴的责任,放在我们的双肩。
伟大的时代,给我们严格的训练。
我们的身体,像狮子一样的健;
我们的意志,像钢铁一样的坚。
只知挺进,不知苟活,
没有畏缩,只有向前。
向前!向前!向前!
争世界的正义,求民族生命的绵延!
我们是中国的少年!我们是中国的少年!
(初级小学适用《国语》第八册.第一课)

课文主旨是要学子牢牢记住,你们是中国的少年,不是台湾的少年,更不是日本的少年。

一切为了清除日本影响。影响,或称余毒。所中的毒,谓之奴化。

战后初期,国府对于台湾人接受日本教育、文化、思想一事,耿耿于怀,对此一律冠以「奴化」二字。凡受日本影响,就是奴化——奴化思想,奴化教育。

但又不得不承认,日本教育带来的好处。《新生报》社论说:「受日本统治五十年,台湾同胞多少是学习了些东西了。」「台湾的民族文化虽不如祖国,但其世界性的文化,绝对不低。」

台湾行政首长陈仪也说:「台湾同胞有两种很好的习惯」──比较有自治的习惯、勇于求知。而陈仪最重要的论点是,这些是日本教育的影响。

奴化论惹恼了台湾人。《民报》发表社论〈台湾未尝「奴化」〉,主旨一如标题:「奴颜卑膝、甘心事仇的奴隶根性,除一小部分的御用绅士外,谁也没有。」()

王白渊撰文把这些心理现象描述得非常明白,他指出:

从前在日本统治下,有「皇民化」三字,使台胞非常头痛,光复后还有「奴化」两字不断地威迫着我们。台省现在的指导者诸公,开口就说台胞「奴化」,据说政治奴化、经济奴化、文化奴化、语言文字奴化,连姓名亦奴化,好像不说台胞奴化,就不成台省的指导者,似有损失为政者的资格一样。

这段话反应了台湾人「亚细亚的孤儿」处境。活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人被斥为皇民化,日本人走了又被指责为奴化,两顶大帽子压得台湾民众喘不过气。

王白渊以下一段话更点出荒谬所在:「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,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,就是奴化。那幺,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,过于欺人。」

经过半世纪的长眠,现在我们逐渐觉醒知道,使用日文日语,生活习惯日本化,不代表奴化。何况日治时期,台湾人透过文化启蒙运动、社会主义等国际思潮,吸收到多元文化,与世界接轨,因此,日本化不但不代表奴化,反而是近代化、世界化,日本化代表着「具备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诸条件」,「受过高度资本主义的洗礼」。同样的,在那个时代,日语是民众教育管道,是提升国民素质的工具,与奴化无关,因此不宜废除。

可惜,当时执政者的思维不是这样,日本化与奴化绑在一起,日语首当其冲,成为禁忌。官府以报纸杂誌日文版「不但有碍国策,且使一般青年对祖国文字之学习亦受影响」,接收台湾满一年之际,禁止报纸杂誌使用日文。儘管《新新》杂誌力陈:「此举无异等于封死本省人之耳目」。儘管作家吴浊流建议,政府日文版废止就好,日文报章杂誌应该允许发行,但当局强制言语,促使台湾中国化的决心不变。

官府动作,进则宣导政令,灌输中华民族意识,退则清除日本文化遗毒。与文化相关的图书、电影,管控更是严密。以禁书为例,到1946年末,便销毁了书籍1451种,47,5111册图书。

种种伤害与破坏,说来话长,篇幅无法周全尽意。在此推荐黄英哲着作《「去日本化」「再中国化」:战后台湾文化重建(1945-1947)》,以及陈翠莲论文〈台湾战后初期的「历史清算」(1945-1947)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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